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信用评级作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中的重要一环，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高效领域，约束市场主体的过度冒险行为，促进金融市场健康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不仅是单一的市场中介服务，更承载着维护金融安全、争取发展主动、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多重战略功能。而这一系列战略功能的实现，根本上取决于本土评级机构能否将专业水准与市场公信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力。本文遵循“由内而外、由基而用、由近及远”的逻辑层次，系统阐释本土评级机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十大功能定位。

　　引领评级标准 构建中国特色评级体系

　　评级标准是评级机构的立身之本，决定着评级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长期以来，国际评级标准由西方主导，其理念框架、指标设置、权重分配基于发达市场经验，难以完全适配我国发展阶段与制度环境的特殊性。构建中国特色评级体系，既是提升评级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举措。

　　中国特色评级体系的构建，应立足国情，重点体现三大特征：一是体现制度优势。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产业引导、风险化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评级体系应充分考量政府支持因素、政策引导效应、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框架导致对我国市场主体造成误判。二是体现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阶段，评级体系应充分考虑产业升级进程、区域发展差异、企业生命周期等阶段性特征，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三是体现价值导向。评级体系应融入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共同富裕等理念，引导资本向符合国家战略的方向流动。

　　本土评级机构应在标准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评级标准制定，推动中国特色评级理念融入国际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深度参与国内评级标准制定完善，推动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行业标准体系。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国有企业评级、绿色债券评级、科创企业评级等领域，率先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评级方法论，为全行业提供有益参考。

　　守护国家战略安全 筑牢宏观审慎管理防线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信用评级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防线。本土评级机构应将守护国家战略安全作为重要功能定位，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发挥积极作用。

　　做金融风险的“预警器”。通过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监测与评估，本土评级机构能够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为监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在重点领域，独立判断与前瞻预警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与蔓延。本土评级机构应建立与宏观审慎管理部门的数据共享与风险联动机制，将微观主体信用风险监测嵌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推动风险识别从“事后评价”向“事前预警”转变。

　　做国家经济安全的“护航者”。在对主权信用、重要行业、龙头企业进行评级时，本土评级机构应提供独立的、客观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分析判断，防止因立场偏见或信息不对称对我国重要经济主体形成误判。在关键基础设施、战略资源、核心科技等领域，应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框架，力求实现对国家战略安全的全面覆盖与深度洞察。同时，应充分发挥信息桥梁作用，打破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为优质企业与资本搭建高效的对接通道，以专业信用评估增强市场主体融资可得性，切实发挥信用“助推器”职责。

　　做宏观审慎管理的“智囊团”。依托对海量微观主体信用数据的积累与分析，本土评级机构具备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洞察能力，应深入开展前瞻性研究，为货币当局、监管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与风险预警报告，为国家金融决策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

　　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本土评级机构依托对国内产业格局的深刻理解与数据积累，应积极作为，努力成为引导资本流向创新领域的重要支撑。

　　建立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评级方法论。传统评级体系偏重历史财务数据与资产抵押价值，难以准确评估科技型企业的信用风险。本土评级机构应突破传统思维，探索建立以技术实力、研发能力、知识产权价值、商业化前景为核心维度的科技型企业评级体系。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建立专门的行业评级框架，综合反映技术迭代、政策环境、市场前景等关键因素。通过创新评级技术，为科创企业提供客观信用展示，助力其解决融资难题，发挥资本融通的桥梁作用。

　　发挥产业研究的决策支撑功能。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前瞻性的风险判断。本土评级机构应加强对重点产业链的深度研究，揭示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信用风险与投资价值，为产业政策制定、资本投向引导提供专业参考。在“卡脖子”技术攻关、产业链补链强链等关键领域，发挥识别风险、引导资源、支撑决策的积极作用。

　　助力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科技创新需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本土评级机构应建立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周期评级体系，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银行信贷等多元主体提供风险评估与定价参考，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对接

　　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是重要影响因素。本土评级机构应在引导金融资源均衡配置、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强化区域信用状况监测评估。通过对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区域产业进行系统性信用评估，客观反映不同区域的信用风险水平与融资能力，为金融机构跨区域配置资本提供决策参考。加强对中西部、东北等地区的信用研究，深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引导资本向欠发达地区合理流动。在此过程中，本土评级机构应发挥信息中介作用，通过客观揭示信用风险，缓解欠发达地区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问题。

　　促进跨区域资本高效配置。依托全国性布局与统一的评级标准，本土评级机构要着力降低跨区域投资的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在区域间优化配置。同时，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专业的信用评估与研究支持。

　　深耕普惠与养老金融 服务民生福祉与银发经济

　　做好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两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着力点。本土评级机构应将评级技术延展至普惠与养老金融领域，发挥信用评估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引导资源下沉方面的独特功能，助力解决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短板。

　　破解普惠金融的信用瓶颈。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长期面临缺信用、缺信息的融资困境，传统评级方法因过度依赖财务数据与抵押物而难以适用。本土评级机构应构建符合小微主体经营特征的替代性信用评估模型，充分整合税务、社保、水电、供应链流水等经营场景数据，以大数据驱动的方式刻画其真实还款能力与意愿，帮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降低普惠信贷的获客与风控成本，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

　　构筑养老金融的信用基石。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融产品的安全性、收益性与长期性备受社会关注。本土评级机构应建立适合养老金融产品发行主体的信用评估框架，对涉老服务企业、养老地产运营商、养老保险及理财产品发行方等进行专项评估，重点关注其经营的稳定性、现金流的可持续性与治理的规范性。通过客观的风险揭示与价值发现，引导长期资本流向优质养老产业，守护居民养老资产安全。

　　推动社会价值与信用价值融合。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承载着强烈的社会属性。本土评级机构可探索将服务小微客户数量、养老保障覆盖面等社会效益指标纳入信用评估的参考维度，开发“信用+社会价值”的综合评价产品，丰富金融服务的价值衡量标尺，促进金融向善。

　　践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 打造公司治理范本

　　环境、社会与治理理念与我国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战略高度契合，是金融工作政治性与人民性的重要体现。本土评级机构应将ESG理念深度融入评级实践，发挥践行治理准则、引导价值投资的重要作用。

　　环境维度，强化绿色金融服务支撑。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本土评级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绿色评级方法体系，对企业环境绩效、碳减排能力、绿色转型路径进行科学评估，为绿色资本配置提供可靠依据。同时，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标准建设，推动绿色评级与绿色债券标准、绿色信贷标准等有机衔接，形成覆盖多元金融产品的绿色评价体系。

　　社会维度，深化社会责任评价引导。评级体系应客观反映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服务、供应链管理、社区关系等方面的表现，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平台经济、新就业形态、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前瞻性地开展社会风险评估，推动企业提升社会价值创造能力。

　　治理维度，完善公司治理评价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评级体系应关注企业股权结构、董事会运作、内控机制、信息披露质量等治理要素，推动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本土评级机构应将ESG理念内化为评级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简单外加标签。通过科学、客观、可比的ESG评价，引导资本向环境友好、社会责任感强、治理完善的企业流动，促进价值投资与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

　　协同金融基础设施 畅通市场信用传导链条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础保障，评级机构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基础设施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本土评级机构应主动加强协同联动，共同支撑现代金融体系高效运转。

　　推动业务规则有效衔接。本土评级机构应推动建立评级结果与金融基础设施相关业务规则精准对接，助力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评级服务，助力降低发行主体的融资成本与投资者的信息甄别成本，促进融资渠道畅通。

　　深化数据交互与功能互补。本土评级机构应在依法合规、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积极参与金融数据交互机制建设，推动跨机构数据互联互通，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基础。

　　加强风险协同处置。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行需要建立统一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机制。本土评级机构应发挥专业优势，与其他基础设施共同构建风险识别、预警、处置的协同体系，形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合力。在债券市场违约处置、信用事件应对等方面，为应急处置决策提供专业参考。

　　培育数智生态 驱动信用评级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浪潮正在重塑金融行业运行逻辑，信用评价正从传统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智能分析演进。本土评级机构作为行业中坚，应在数智化转型中积极突破，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智生态，驱动信用评级范式变革。

　　筑牢数据底座，强化资源整合能力。本土评级机构应深化与各类企业、金融机构及公共数据平台的合作，系统对接国民经济各行业骨干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核算、供应链数据，构建覆盖主要市场主体的数据池。凭借与监管部门、公共数据平台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在依法合规、保障安全前提下，整合政务、征信、司法等多维信息，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信用数据底座，着力破解信息碎片化难题。

　　攻关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本土评级机构应摒弃对国外技术框架的路径依赖，联合国内科技企业与科研院所，围绕风险特征工程、产业链传导模型、多模态数据融合等课题协同攻关，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算法体系。

　　深耕应用场景，以实践驱动产品迭代与标准输出。本土评级机构应在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供应链金融等内部场景率先部署智能评级系统，推动风险识别从定期报告向实时监测转变。

　　重塑分析范式，推动信用评价从静态走向动态智能。本土评级机构应推动评级视角从单一企业转向产业链信用与系统重要性机构，将评级时效从定期跟踪转向动态预警，将评级方法从打分卡模型转向多源数据驱动的人机协同模式。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助推跨境资本有序流动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咨询评估、法律服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机构拓展海外服务网络”，将信用评级定位为国家重点支持“走出去”的高端专业服务。本土评级机构应以此为契机，在服务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助力跨境资本规范有序流动。

　　服务跨境资本流动。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深化，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境内企业境外融资需求日益增长。本土评级机构应提供契合国际投资者需求的评级服务，推动境内评级标准与国际惯例的衔接互认，降低跨境投资的信息壁垒。

　　推动规则对标对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要求国内金融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本土评级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信用评级协会等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推动国内评级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主动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持续提升评级的透明度、可比性与国际认可度。

　　提升跨境服务能力。本土评级机构应加强国际评级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监管规则、跨国企业信用风险的理解。同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用风险识别与专业分析支持。通过客观、公允的跨境评级服务，帮助境外投资者准确理解境内发行人信用状况，促进双向跨境投融资信息互通。

　　参与国际治理 贡献中国信用方案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信用评级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议题，其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日益激烈。本土评级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完善。

　　助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国际评级市场长期由穆迪、标普、惠誉三大机构主导，其评级标准、方法、理念对全球资本流动具有重大影响。本土评级机构应通过国际化发展，逐步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主权信用评级、新兴市场评级等领域，客观阐述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评级视角，推动国际评级更客观、公允地反映不同经济体的信用状况。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际评级监管规则的形成历史反映了发达市场的主导地位。本土评级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研究与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平衡、包容的国际评级监管框架。在评级机构注册监管、利益冲突防范、跨境监管协调等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深化国际专业交流合作。参与国际治理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底与娴熟的国际沟通能力。本土评级机构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境外监管机构、国际评级同行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评级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方法探讨，以专业研究成果支撑话语权提升，推动形成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评级治理新格局。